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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召開“全球公共產品視角下的中外人文交流”研討會

            來源:光明網-學術頻道2020-09-30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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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3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辦的“全球公共產品視角下的中外人文交流”研討會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活動分為“全球公共產品的進展與挑戰”與中國人文公共產品的著力方向”兩個半場,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世界經濟與政治》副主編袁正清研究員與外交學院《外交評論》執行主編陳志瑞教授分別主持上下半場。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世經政所所長張宇燕研究員在致辭中強調了國際人文交流在國際關系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次研討會議主題有兩個基本背景,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另一個就是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他指出,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表重要講話,特別講到人類需要一場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為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從全球公共產品視角討論中外人文交流,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全球治理的價值理念。依據制度經濟學的邏輯,治理規則背后是治理理念,這和人文和人文交流密切相關。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提到要堅守全人類共同價值,即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這應該構成我們進行人文交流的思想基礎。9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成立七十五周年紀念峰會上特別強調要“聚焦行動”,要起而行之,要以可視成果為導向。對研究者而言,討論人文交流本身就是一種行動。希望與會學者暢所欲言,提出真知灼見,在“坐而論道”的基礎上轉化成“起而行之”。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尹繼武從大國戰略競爭的角度分享了他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的觀察。總體上,大國戰略競爭導致國家主義凸顯、多邊主義下降。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在大國戰略競爭中作為一種策略性手段。具體而言,美國更多是缺少意愿承擔公共產品,中國有強烈的意愿,能力則在逐漸增長中;相比于美蘇之間的體系對立,中美融合在一個體系中,霸權國試圖退回到相對隔離狀態可能導致公共產品供給體系的分化;基于工具理性,公共產品供給本該作為擴大影響力的有效手段,大國會增加供給并形成供給競爭,導致有效供給增多。然而現實卻是中美戰略競爭導致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動力下降,這是一種逆向效應。伴隨全球性、普世性公共產品的供給下降,美國可能會轉向以一定的身份或門檻為標準重新建立俱樂部。需要認識到,供給公共產品、倡導價值規范、競爭領導地位,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國內政治需求。

              外交學院《外交評論》編輯部主任吳文成認為,在大國競爭時代,公共產品的霸權供給在強化,國際組織的多邊供給在衰退,但后者仍然發揮相當的作用,成本-收益考慮和正當性賦權都促使霸權國和崛起大國要借助國際組織供給全球公共產品。一般而言,國際組織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主要通過兩大類、六種方式實現,分別是功能性被動服務(制定標準、匯聚信息、提供平臺),以及政治性主動塑造(分配資源、擴散理念、解決爭端)。從冷戰結束后到本世紀初期的大國合作時代,國際組織供給全球公共產品實際上不斷從前三種模式向后三種方式逐次強化。但這一供給模式正日益受到當前大國權力轉移帶來的挑戰:即大國尤其關注全球公共產品轉化為政治和軍事收益;大國尤其重視公共產品的分配效應和各國的相對收益問題;大國為爭取盟友而優先供給同一集團或陣營的國家;大國更重視國家間的單邊霸權供給而對多邊供給的資源投入意愿下降。大國戰略競爭推動國際組織公共產品供給模式發生轉變,根據公共產品依賴何種技術實現供給,可將其分成三類情況,并對應三個轉變趨勢:在需要通過聯合努力供給的領域如氣候變化,因集體行動困境凸顯,國際組織通過政治性塑造而實現公共產品供給的模式開始衰退,漸次回撤到功能性被動式供給;在需要克服最薄弱環節供給的領域如全球傳染病防控,國際組織公共產品供給從資源分配型向倡議型平臺回歸;在需要單一最大努力供給的領域如5G標準,國際組織供給也從全球性統一供給向大國主導下的區域聯合供給轉變。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助理教授周強對提供公共產品的一種方式——“讓利式外交政策”進行了討論。讓利外交指消耗一定本國資源,作出主動讓利的外交政策。崛起國在以這種方式提供公共產品時也會重塑國際格局。“政治距離”概念可以衡量國家間關系,反映實際或想象的對方國家對于本國生存威脅的大小,政治距離越近則越友好。依據政治距離可以建立“國家朋友圈”的同心圓模型。霸權國與崛起國同時占據兩個同心圓結構的中心位置,其他中小國家的位置則由它們與兩國的政治距離決定。通過定量與定性方法可以驗證由同心圓模型推導出的兩個理論假說:第一,崛起國會在外交關系中對中小國家實施讓利式外交政策,但讓利式外交還需考慮策略性和政治必要性。第二,崛起國對于中小國家實施的高于政治距離允許的讓利能縮短兩國間的政治距離:更多的讓利能在三到四年后顯著縮小政治距離。研究結論對于中國的啟示是謹慎樂觀的。樂觀是因為國際格局并非一成不變,崛起國可以通過高于政治距離允許的讓利來提供全球性或地區性公共產品,拉攏中小國家;謹慎是因為滯后三到四年的讓利才能顯著改善當今的政治距離,這對于崛起國的經濟實力和戰略定力是巨大的考驗。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助理研究員沈陳的發言圍繞金磚國家人文交流機制與人文公共產品展開。隨著金磚國家機制的不斷加深和各國之間交往增多,人文交流的內容也愈加豐富。其實,在金磚國家的“三輪驅動”中,除了安全政治和經濟金融之外,人文交流占據很大部分內容。具體來說,金磚國家人文交流形成了跨文化對話、國家品牌形象以及民眾各領域交往等三種模式,也發展出人文交流活動、人文產品聯盟以及面向世界的共同宣言等人文公共產品。金磚國家開展人文交流是為了加強五國相互聯系,讓五國民眾理解金磚合作的重要性。不過,由于五國相對強調文明個性,且機制建設仍有諸多不足,金磚國家人文交流在現實中效果有限。關于未來如何提升金磚國家人文交流機制的效果,首先要化危為機,利用疫情塑造五國之間的合作新機遇;其次要在相對容易的領域尋求擴大共識,打造金磚人文交流品牌;再次是更好發揮多元主體的參與表達,動員智庫、宗教、媒體甚至演藝圈等具有高認知度的人士參與;最后是注重五國相互學習對方在軟實力建設中的有益經驗。

              在自由討論環節,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世界經濟調研》編輯部副主任趙遠良針對讓利式外交政策指出,有些國家畏威不畏德,這是讓利式外交政策需要警惕的。此外還需要對“讓利”的“利”在概念上進一步解釋,有些利益是能商榷的,但涉及核心利益就堅決不能讓。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世界經濟與政治》編輯部主任徐進提出,交流是一種平等且交互的行為,而公共產品則是向外界提供他人欠缺的事物,從公共產品的視角看中外人文交流,似乎就變成了一種更單向性的行為。因此,相關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還需進一步梳理明晰。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全球治理室主任任琳總結指出,上述專家觀點既呼應又碰撞,新問題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一是大國在戰略競爭過程中如何具體對待公共產品供給?哪些因素會影響到大國對多邊或區域公共產品的供給動力?二是怎樣的讓利可以有效爭取政治支持?如何積累軟實力才能轉化為政治支持?

              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講師莫盛凱以孔子學院為例討論了中美變局中的文化公共產品。首先,不管是像孔子學院這樣在海外提供學習資源的平臺,還是資助前往海外學習的留學項目,都可以將其看作公共產品。不過,就公共產品使用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來看,稱此類文化產品為“準公共產品”更準確。不同于對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一般討論,中美在文化領域的公共產品更多是供給競爭。在中美關系整體下行之前,孔院在美國的發展規模可觀,美國對孔院的關注和打壓也從側面反映出其工作取得的成效。但更重要的是,以美國批評為代表的國際壓力的具體內容值得我們反思。應該更多突出孔子學院作為人文交流平臺的屬性,淡化政治色彩。我們也已經作出一些積極應對,成立基金會融合社會力量、改革管理方式就屬于一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可以表明我們和其他國家的此類平臺是相似相通,而不是由政治力量操辦控制的。回歸到價值目標層面,能讓更多人學習漢語、了解中國文化,這本身也會滿足外交服務增強國內合法性的政策目標,證明我們在國際上有越來越多的朋友。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溫堯指出,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治理經驗交流可以視為中國對外提供國家治理相關的人文公共產品,并分三部分介紹治理經驗交流的中國實踐。第一,中國的治理經驗交流主要涉及來自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精英,既能直接與相關決策者分享治理知識,也對人文交流在其他方面和層次的推進有所幫助。第二,中國的治理經驗傳播路徑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包括在世界觀上強調多元共存,在方式上注重非對抗性的友好交流,在內容上更為多元化、本地化等。在具體實踐中,中國的治理經驗交流包括相關政府部門和黨的機構舉辦的各類研討、考察、培訓活動,不同渠道的活動近年來在方式和內容上呈現一定的趨近態勢。第三,中國治理經驗交流的成效主要表現在彰顯中國發展成就、結交國際朋友、形成政策示范等方面。同時,仍存在知識流動不對稱、適用性和精準性欠佳、缺少效果評估、跨部門協調不足等有待繼續研究和完善的問題。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孫憶關注的是移動支付的“支付自由”在人文交流中的角色。當前,移動客戶端利用手機等電子移動設備進行無現金支付的移動支付方式正在全球興起,而中國正是驅動這一潮流的主要國家之一。隨著中國消費者和第三方支付提供商把移動支付習慣帶出國門,很多海外商家針對此調整支付方式,即便是在銀行卡文化成熟的歐美發達國家,中國移動支付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在移動支付向外推廣的過程中,中國的網購文化也在豐富著海外許多商家的運營管理手段,中國的移動支付工程師也在為其他國家建立它們自己的移動支付平臺提供技術支持。中國當前便利的支付手段和領先的支付技術改變著其他國家民眾的生活方式,甚至一定程度上影響并重塑國際社會的商業文化。不過,中國在移動支付市場中的領先地位并不牢固。從改善中國對外人文交流的角度來看,中國應繼續為企業推進移動支付創新提供充分政策環境,鼓勵有實力的中國企業牽頭制定國際支付行業標準,使世界上更多民眾享受和中國民眾一樣的便利,形成一股“中國支付潮流”。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助理研究員陳兆源專門考察了中國企業“走出去”如何加強了發展中東道國的人力資本投資,這被視為一種發展型的準公共產品。可以從三方面理解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的人力資本溢出效應:首先,中國企業的進入使東道國政府更有動力和能力投資基礎教育;其次,由于中國投資者與東道國政府之間的關系較為密切,中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在創造當地就業、提供技能培訓、培養管理人才等方面更愿意做出表率;最后,企業自身有動力加大在東道國的人力資本投資,并將此作為其比較優勢的重要來源。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完全可以也應該提供人文公共產品,目前主要體現為人力資本投資,包括加大對東道國的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投入;提供就業及相應的崗位培訓;加強中國與東道國的人才交流,為東道國培養相應的管理人才等。下一步,中國企業要更加公開、透明、可預期地履行社會責任;相關政府部門應合力為中國企業在東道國的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政治基礎和民意基礎。科研和智庫機構也可通過常態化的國際交流與扎實的研究成果揭示中國企業“走出去”為廣大發展中國家作出的積極貢獻。

              在自由討論環節,發言人對與會學者提出的問題進行了回應。孫憶提出我國在一些政治化程度比較高、建章立制難度比較大的領域要迎難而上,依循改制和建制等路徑為國際支付標準注入新理念,在培養外界興趣與習慣的基礎上嘗試建立新制度。陳兆源指出推動發展中東道國的勞動力本地化不僅需要“走出去”企業自發的人力資本投資,還需要從東道國的角度來推動企業做出改變。關于人文公共產品和大國理念競爭之間的聯系,溫堯認為中美兩國都各自面臨挑戰和困境。中國的挑戰在于如何在對外傳播治理經驗的同時避免招致質疑和反制。美國的困境則在于權衡匹配中國地位追求與維持自身意識形態取向之間的關系。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副所長鄒治波研究員進行總結發言。他肯定了與會學者結合歷史與現實、定性與定量對大國和國際組織提供公共產品的模式及其轉變、中外人文交流的形式及中國實踐等問題進行的深入討論,總結指出在追求實現國家發展、民族復興的過程中,對外人文交流和提供公共產品是中國處理好與世界關系的兩個重要議題。一方面,無政府世界需要公共產品維護秩序,現實中主要由大國提供公共產品。近幾年關于全球公共產品的一個突出現象是,美國正逃避或弱化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而中國正在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擔負起大國責任。需要考慮的是,中國的責任和義務應該如何界定?中國在變化的世界格局中應該提供怎樣的公共產品?中國提供的公共產品若是過多或不足是否都會對發展進程形成負面影響?另一方面,講好中國故事要發揮人文交流渠道的作用,實現“潤物細無聲”。其中,在理念方面應該轉變思路,適應世界主流敘事習慣,降低意識形態因素,從文化與文明的角度與西方對話。在方式方法上要多利用歷史與數據,擺出客觀事實來講問題才能入心入腦。他指出,持續深化對這兩個大問題的研究是學者的責任。(供稿: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經濟與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孫振民,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經濟與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郭蔚霄,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經濟與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楊易)

            [ 責編:李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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